《我是唱作人》:“高级婊”“小众癌”背后的博弈

中国四川网 2020-01-08

文|石榴


6月28日,《我是唱作人》落下帷幕。

或满足,或遗憾,镜头都真实记录了站在舞台上的唱作人们这三个月来的收获。


《我是唱作人》:“高级婊”“小众癌”背后的博弈


三个月前,《我是唱作人》是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登场的。彼时,占领着音乐综艺市场主流的是小众类型,将各类音乐类型汇聚一堂的《我是唱作人》看起来似乎有些不伦不类。

但一期过后,在唱作人们毫不留情的正面开怼和突破固有认知的舞台中,它冲进豆瓣一周口碑综艺榜TOP1。

如今,《我是唱作人》迎来总决赛,唱作人们正式毕业,但时间没有消弭观众对他们的热情与肯定,一万五千人为《我是唱作人》打下了8.1分的高评分,81%的好评率也称得上傲视群雄。


《我是唱作人》:“高级婊”“小众癌”背后的博弈


但有意思的是,音乐节目中那些习以为常的“音乐竞技”“同台PK”等皆不是这个节目的重心。从上半季的音乐鄙视链,到下半季新老音乐人所引起的音乐代沟的探讨,那些贯穿始终的对音乐风格的看法,对“高低级”的讨论,以及对音乐市场的摸索等等专业化的话题,反而成为了观众的热议中心。

他们积极地探讨着《我是唱作人》火热背后带给音乐市场和大众审美的反思,感叹“唱作人生态”几个字对这个节目定位的高度概括。

优秀的综艺从不少见,但当一档节目在审美与鄙视链的缠斗中,碾碎对于音乐的扁平化想象,带来的是娱乐之外更多的反思,那么它所存在的意义便值得我们来探讨。

被滥用的货币

当“高级”“小众”沦为俗套

音乐节目向来是时代的页岩,真实地记录着社会审美的变化。

从早期呼朋唤友的手机投票,到后来牢牢抓住追星女孩们的偶像元年,再到如今高筑着圈层壁垒的小众音乐类型。社交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便利让“与相似的人连接”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,圈层的崛起,也让越来越多的小众文化出现在了大众面前。

但是,这种轻易的连接,背后承载着怎样的代价呢?

音乐最初诞生时,背负着的是开放、多元的希望,在那些充满共鸣的歌词旋律里,建立起的一座通向崭新的纪元的高塔。


《我是唱作人》:“高级婊”“小众癌”背后的博弈


但如今的听众们,却在对所谓“高级”“小众”的追捧中,逐渐变得盲目。

“很多人明明喜欢我的歌不投我,说没水平,听过你也不选你。”上半季高进在第四期被淘汰,在此之前他的四次挑战,只赢了一次。那一次虽然险胜,但战胜的不过是一个出道不过一年的小姑娘。公开结果后,他泣不成声,“我也是做音乐的,为什么是我呢?”

他和其他唱作人们诉苦,而站在他旁边的汪苏泷看起来是感同身受的。

他被高进划在了同一阵容。那期节目是汪苏泷二度挑战梁博,并再次以失败告终。为此,他还特意写了一首歌,名字叫做《不服》,歌词直白干脆,诉说着他两次战败后的心境,“何处才是归途,容我一身傲骨”。

听起来或许有些悲壮,但也不得不承认的是,这的确是如今华语乐坛的现状。

人自古以来都是认为“复杂多样”,“难以获取”,“与众不同”,“我有你无”的东西是高大上的、有品位的。大多数喜欢“小众音乐”的人看待“流行音乐”时也总是心存“优越感”的。


《我是唱作人》:“高级婊”“小众癌”背后的博弈


在《我是唱作人》中,唱作人们也不止一次谈起了这个现象。王源将梁博、毛不易放在了鄙视链的上层,说已经在嘻哈圈封神的狗哥,有江湖地位,而谈起自己、汪苏泷与高进,则自嘲在听众耳中是没品位的,但他最后仍是不甘心的加了一句:“可你去KTV你不唱啊!”

弹幕里有人跟上,“大实话”。的确,一如他们所言,本该包容万象的音乐,正在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阶梯矩阵。

对于主观性强烈的个人品味而言,这种看法或许无可厚非,但当越来越多的小众音乐追随者们迈入这样的恶性循环,小众音乐存在的意义也开始改变。

人们借以它表现自己的标新立异,那些追随者们,更守着这条奇怪的鄙视链,唯恐自己站在了下层。于是问题接连出现,但是哪个都没有答案。最后凝聚的,也就只剩下一句叹息,“现在的好歌都去哪了?”

知乎上,有网友说华语音乐是被阉割了的。当剥开那些自以为走在潮流先锋的小众音乐的追随者们“超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”的自我高潮,或许我们才会清晰的看到,这种固步自封带给华语乐坛的是怎样魔幻而现实的打击。

每一种音乐都应该被珍视

播出的三个月间,《我是唱作人》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——它一直在试图将反思的权力还给了观众本身。

也许有人在疑惑:反思些什么呢?

李连杰主演的老电影《方世玉续集》中,李国邦临死前这样说:“收藏武功是会贬值的”。文化一旦断层,失去了有效的传承,就注定要灭绝了。

对于小众音乐的追随者来说,需要反思的同样如此。


《我是唱作人》:“高级婊”“小众癌”背后的博弈


热狗是这个舞台上特殊的唱作人。从1996年出道,至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,他被rapper们所崇拜、追捧。在《我是唱作人》的舞台上,不论是唱作人们还是大众评审,都曾给予他高度评价。

但他也依旧无法避免着争议:“现在的这个热狗变了,早已经不是我们当年崇拜想模仿的人了。”

但什么才是变了呢?

微博上有一个说法耐人寻味,“总有一些人,期待rapper永远是一个穷苦的底层人,永远在愤怒和咒骂。他们把这些人称之为real。”当然,rapper这个词可以切换为一切小众音乐。

那些守着这一条死线的追随者们,一边害怕这种平衡被打破,一边俯视着处于鄙视链底端的歌手和听众们,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或许这也是文化的另一种断层。


《我是唱作人》:“高级婊”“小众癌”背后的博弈


总决赛的舞台上,热狗唱起了这段时间来的争议,“他们说你不real了”,但他下一句的转折是“哥只fake你”。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让所谓的小众完成弱肉强食逻辑下的打怪升级,站在了审美鄙视链的顶端,但音乐属于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则需要更多元的音乐超脱出简单的“商品”标签,在大众化的语境下站起来,继而活下去。

在《我是唱作人》的舞台上,热狗是特殊的,但其他唱作人亦是。常石磊不止一次地感叹道音乐变化之快,但感叹是一方面,真正地能够展现却又是另一方面。来去匆匆,能够给予这些多元化的音乐的舞台实在是太少了。

今年是白举纲入行的第六年,但一如他出场时对自己的介绍一样,他和他的音乐,一直没有真正地被大众听见。

复活赛上,他以一首《来自冰岛的信号》成功晋级。他这样解释这首歌,“开始写曲子的时候我有一些孤独感,但我想通过我音乐的方式,把我希望别人注意到的群体、事情、想要表达的东西传递给大家”。


《我是唱作人》:“高级婊”“小众癌”背后的博弈


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在《民众的反叛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“大众文化”的概念,主要指的是一地区、一社团、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,被大众所信奉、接受的文化。

在《我是唱作人》的舞台上,容纳着的,便是这种走出偏见的包容性。

对于观众而言,什么才是好的音乐,逐渐不再是一面倾倒的天平,而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回答。比赛中,第一名定有第一名的道理,最后一名不一定是不好的。

他们可以热爱梁博的潇洒,可以钟情于郝云的态度,也可以欣赏常石磊的成熟,更可以被钱正昊的新潮所打动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更多多元化表达的出现,并没有限制身为受众原本的文化热爱,而是以更包容的姿态去接受和认同,让每一种音乐风格在这个过程中都不会因为曲高和寡、敝帚自珍而消失在观众的眼前。

大破大立后的多元音乐人格

当然,放在整个音乐行业来说,拯救华语乐坛,并不是《我是唱作人》一档音乐综艺可以完成的宏愿。

毕竟在短时间之内,对于先锋小众和经典流行的偏狭不会完全消弭。但它能够通过多种手段得到控制。


《我是唱作人》:“高级婊”“小众癌”背后的博弈


电影《海上钢琴师》中有这样的一句话,“音乐是在有限的琴键上,奏出无限的音乐。”这句话用来形容《我是唱作人》,似乎再合适不过了。

偏见下的“小众糖衣”,让观众对于音乐的想象力走入了“死胡同”,也让华语乐坛逐渐画地为牢,守着一亩三分地而难再见经典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,与其说这些年来听众们也越来越怀念曾经的众神争霸的年代,倒不如说是对多元化的音乐品格能够重现的期待。

这样看来,近三个月间,《我是唱作人》持续的高热度和高讨论度,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对过去这种泥足深陷的审美狂欢的“大破”,更是对多元音乐风格的“大立”。

不论是上半季被深深误解的流量偶像、怀才不遇的独立音乐人、被土味标签束缚的网络歌手的齐聚一堂,还是下半季新老音乐人所带来的与众不同的音乐观念的碰撞,《我是唱作人》所传达出的观点是:无论是经典也好,先锋也好,音乐无关高下。


《我是唱作人》:“高级婊”“小众癌”背后的博弈


在总决赛的舞台上,高进的歌让人有些热血沸腾,“不管什么对与错,不管它胡言是非,我要回来,理想不改”;钱正昊唱的是一首《Melatonin》,歌词写的是他的努力与勇气,“到这个位置,没什么怕的”。

不同的音乐风格,唱着的是同一种期望——那是当下的华语乐坛所最需要的,对音乐的认知坦诚,和在小众的盲目追求之下对主体个人创造性的发掘。

在这个过程中,观众们或许才会发现,“高级”和“流行”是可以共存的,先锋与经典也是没有高低的。作为抒发情感的工具,谁能获得更多的共鸣,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听众。

正如总导演车澈曾在采访中说道:“我们想引起的一场讨论是,音乐不分好坏,我们也没有权力分好坏。”

对于什么是好音乐,《我是唱作人》没有给出固定的答案,但它在为多元音乐摇旗呐喊时,却让观众坚定了一个信念——你心中的好音乐,就是好音乐。

—The End—

出品 | 米瑞文化

总编 | 韩英楠

编辑 | 青禾

校对 | 黄平